如果前面陈症崔浩等券劾曾布，徽宗还觉得这些人是没事儿找事儿的话，最近发生的这些事，特别是杨光华和蔡京问过的两桩事儿，就不能不令徽宗有所考虑了。
太后在世的时候，徽宗一遇大事儿，就有问太后的习惯。可自从太后去世之后，徽宗没了依靠，一方面他确实感到了自己当家的自在和开心，但另一方面也确实感觉到自己对许多事情无所适从，因此他遇事儿要么就都推给曾布，要么就跟杨光华倾诉或者商量。他本以为曾布值得信任，有曾布做宰相，他就可以轻轻松松自由自如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必对朝廷的事儿操那么多的心，可眼下看来，曾布这个宰相所做的事儿跟他期望的距离很大。
徽宗把曾布和章惇、韩忠彦做了一下对比，发现曾布在许多方面跟章惇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曾布的脾气太大，也太霸气。相比而言，还是韩忠彦既温和又耐心。凡事都能够考虑他作为皇上的感受，并且对皇上的尊重和敬畏达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高度。眼下蔡京把曾布要送爵禄人情的事儿摆在了他的眼前，他既感到对曾布的做法不解，同时他又觉得就像蔡京的，如此下去，他这个皇上就没法做了，朝廷也会成了曾家的下，因此他对这事儿不能再听之任之，必须过问，怎么个问法怎么处理呢？他心里没数也没有底。因此就在杨光华和杨戬送他回宫吃晚饭的时候，回到福宁殿，徽宗就叫杨光华稍等再走，问他：“蔡京的事情，究竟该怎么办？我心里有点麻乱。你觉得呢？”
杨光华看着徽宗一脸的惆怅，知道他在这事上又拿不定主意了，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光华就先问一句，“我想先禀请皇上，如果曾布没有这事当然好，但如果确有其事儿，皇上打算怎么办？”
徽宗：“我问你就是这个意思。我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如果曾布确实办了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办？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杨光华：“这应该不是很麻烦的事，直接阻止不让他办就行了。因为每一个官职、每一个爵禄，那都应该是皇上的，只有皇上有这个权利任命官员。任命谁用谁，这都是皇上的权利和资格，别人无论是谁，都没有也不应该想拥有，如果企图拥有这个权利或者侵夺皇上的权利，那他就是僭越犯上，绝对不能听之任之；如果听之任之，那就是纵容，朝廷就会乱套，皇上也就没了权威和尊严。”
徽宗又问：“这样的事儿最重应该怎么处理？最轻又该怎么处理呢？”
杨光华回道：“根据朝廷的规矩和制度，如果确认有此事，曾布也承认，并且曾布向皇上诚恳检讨的话，可以对曾布提出口头警告，敲打一下，这也是一种处分，但不必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如果曾布不认账、或者明知自己违反规定却仍然坚持，并且态度不好的话，那轻则要对其批评警告、并给予降职处分；重则应该严惩，最起码也应贬官。因为这样的事情性质摆在那里，是很恶劣的。”
徽宗听了杨光华这一番话，心里算是有数了，就点点头，表示杨光华可以走了。
那么，杨光华为什么对曾布的事儿关注度如此高，并且提出这样的观点呢？一则，他依据的是大宋律法；二，杨光华知道自己的观点很容易被徽宗所接受。从曾布上任近两个月以来，杨光华已经看清，曾布的霸道，跟章惇可谓半斤八两，甚至比章惇还严重；曾布不但自私霸道，而且他还想当个千古一相，把权力用到极致。杨光华认为，虽然曾布这样做，对皇上的大位是一个威胁，可是毕竟他还是要干实事的。他跟蔡京相比较，蔡京能够让徽宗做一个自由自在、为所欲为的皇上。但曾布不想这样。也就是，只要曾布当权，他就会阻止徽宗做一些荒诞离奇的事，那么大宋的江山最起码还是稳定的，但蔡京的话就很难，而这正是杨光华所期望的，因此他决定帮助蔡京把曾布拿下去，然后把蔡京扶上来。如此一来，不需要杨光华亲自出面做什么，他的许多目的就可以轻松的达到。
徽宗听了杨光华的分析和建议，决定找曾布好好的谈一谈。第二早朝散了之后，徽宗就直接给曾布，“你和蔡京都到垂拱殿来”。
曾布这几心情很不好。他觉得似乎很多人在跟他作对，这种情况跟他刚刚当上宰相时明显不一样。他觉得，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那么他今后的路就更难走，必须把这些跟他作对的人压住。而要压住这些人，就首先要皇上一如既往地做好空头皇上，而不能对他执政进行干预。因此他一听皇上让他到垂拱殿，他觉得正好也要跟皇上谈一谈，在心里：你不找我，我还要找你呢。
曾布和蔡京跟着徽宗杨光华来到垂拱殿，后面还跟来了翰林侍讲温益和御史陈郑这两人都是杨光华单独打招呼，让他们一起来的。温益作为翰林侍讲，算得上皇上的老师，自然是维护皇上的；而陈中，正在弹劾曾布。皇上一行从大庆殿来到垂拱殿门口，杨光华向皇上禀报：“禀皇上，温侍讲和陈御史有事禀报，能不能一起进来？”
皇上一听，不假思索，就点点头，“来吧”。
进了大殿，曾布紧随皇上，径自走到离皇上最近的椅子上坐下了。徽宗和其他人都还站着。徽宗看到曾布的这一举动，心里有点不快，但也没什么，似乎是习惯了曾布的这种做法。自己坐下后，对其他人：“你们都坐吧。”
蔡京等人这才向皇上行礼，然后各自就座。徽宗：“我把你们叫来，是有件事情需要核实一下。我想先问一下宰相，我听到反映，你想提拔陈右福担任户部侍郎，有这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