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均亦开口道：“丞相说的是，东汉历次羌乱受苦的还是这天下的百姓，如今短暂的太平亦是难能可贵，可若是要持久的太平盛世，必是少不了有仁义之心的少数受益者脱颖而出啊！”
曹爽想了想继续道：“昔日董卓、马腾、马超父子和韩遂等人便是靠羌乱起家的，真是那是的时势使然啊，若是抓住了，那便能乘风而起，可惜他们没有一颗为了天下的仁心，仅仅只是为了一己私利，方才败得如此之快。”
董卓，凉州割据军阀马腾、马超父子和韩遂，便是起家于凉州羌乱。
他曾经到羌人居住地游历，依仗地主豪强的出身和不的资产，多与羌族部落酋长往，并收罗大批失意、落魄的赖之徒，拉拢、兼并其他地方势力。
《西羌传》在总结“羌患“的原因和教训时说：“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帅骞然诺之信。“这揭示了东汉王朝及其地方将吏对羌人的统治政策和管理方式的严重错误。
具体来说，就是东汉一反西汉时对西羌的属国统治方式，秉承王莽时期的对羌政策，在湟中等羌人集中之处，强行推广郡县体制，将降羌直接纳入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之下，从而与羌人原有的社会组织、传统文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习俗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西汉对羌人的属国统治，开始于宣帝之时，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所谓属国，即让内徙、降附的少数民族在不改变其原有部落组织形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前提下，接受汉朝的统治。
《史记》和《汉书》云：“因其故俗以为属国。”《史记正义》释为：“各依本国之俗而属汉，故曰属国。”
另一方面，西羌尚处在原始社会末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期间，国家形态尚未完全形成，血族共同体的外壳仍然保存着，血族制度的机关正逐渐转化为羌豪用以压迫本族羌民、掠夺外族人口和财富的工具。
在这一阶段，西羌社会分化特别严重，部落与部落联盟不断地在战争中分合、改组。
史载：“（西羌）自爱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种，……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
其八十九种，唯钟（羌）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
可见，直到东汉时，羌族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
汉武帝曾“西逐诸羌“，就是这种冲突的第一次大爆发。
西汉在湟中实行属国统治之后，一方面让降羌在原部落组织形式下，实行一定的民族自治，
另一方面，又派遣护羌校尉“理其怨结”，化解西羌部落内部及其与汉族边郡吏民的矛盾，取得较好的效果，所以，宣帝以后，西羌对汉朝边境的骚扰、掠夺战争并不多见。
东汉建立以后，经过了十年统一战争，才基本上统一了陇右，对凉州等地的塞内羌人，重新设置郡县进行统治。
东汉初年，在西北地区割据的窦融、院嚣、卢芳等，都曾借用羌胡之力，尤其是陈器则主动“招怀其（指羌人）酉豪，遂得为用”，他依靠羌人为其主要兵源，西汉时的“保塞羌“多被他收编，因而能“据七郡之地，拥羌胡之众“，负隅顽抗了十年之久，这些都是董卓、马腾、韩遂的前辈啊！
光武帝平嚣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游说（隗）嚣将高峻、任禹之属，下及羌豪，为陈祸福，以离嚣支党”的策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但是，“嚣灭后，陇右未安”，主要是原来器“因抚集以为强”的羌人，并不屈服于东汉的统治，及嚣亡后，五溪零诸种数为寇掠，皆营堑自守，州郡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