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始皇统一华夏以来，无论是暴秦强汉，还是盛唐弱宋，都会向治下臣民收取赋税，以维持朝廷度支和皇帝挥霍。
老百姓也认为缴税是天经地义的事，区别只是多或者少。
如果一年的收获不但能完税，还剩下不少，那当朝皇帝一定是个圣贤明君；相反，如果被逼到卖儿卖女，还不让税吏停止搜刮，那么皇帝身边一定有小人。
哪怕最狂妄的恶霸，最无耻士绅，也只敢钻空子少缴一些，或者哭穷请求朝廷减免。
比如七八年前，朱由榔刚收复孟密、木邦和安南时，实力还很弱小。当地土司、豪强臣服后第一件事，便是恳求皇帝少收一点税。至于完全不交钱，那是谁也说不出口的。
总而言之，没有人会质疑朝廷收税的正当性，毕竟没有钱，皇帝无法养活成数千官僚和几十万军队。
朱由榔也这样想的。他甚至说过这样一句厚脸皮的话：大明臣民只有两件事不可避免，那就是纳税和死亡。
税收无孔不入，每个人都习以为常。
然而很少人想过，朝廷收到税金之后，会怎么花。老百姓连想都不敢想；普通官员也许会关心，不过无权置喙。
整个大明朝廷，只有皇帝、内阁、户部尚书、侍郎等少数几个人有权知悉朝廷每年的收入和度支。其他人胆敢打听，少不得一个敌国细作的罪名。
所以，当《广州消息》刊登国情报告时，无异于平地响起一声惊雷，将所有人炸得茫然不知所措。
文官一边读着报纸，一边与心中猜测互相印证，得出“原来如此”的感慨；武将则痛骂军火供应商，说那些奸商收了几百万两，却交给军需部一堆破烂货——燧发枪这么简单的东西，居然还会出故障，什么玩意。
广州巡检总局甚至一度纠集数百官差，把西城的广东报社给围了起来，硬说总编屈大均是清廷派来的细作，竟敢在报纸刊登朝廷机密。
直到兵部职方司郎中亲自赶到现场，拍着胸脯担保这是圣上授意，广州总巡检才犹犹豫豫地撤围。
国情报告迅速取代二次北伐，成为老百姓在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题。
从腰缠万贯的大豪商，到家徒四壁的赤贫；从老实巴交的农民、到心有九窍的牙人掮客……所有人都在计算，自己缴纳的银钱花在了哪个部分。
有一些人以为，报告里“朝廷雇员”后面的数字就是官员数量，然后痛骂税银都被数万贪官污吏给吃了；有人质疑，工部是否有必要花费数千两银子，翻来覆去地修广州城那几条大街。
不过，更多人坚信，自己所缴税银变成武器盔甲或者军饷，被送到了前线。也许某个将士手里的那杆枪，就是自己所缴的五两银子买的。
还有人津津乐道，在过去一年里，军队缴获比田赋还高，数额仅比商税少一点点而已。这证明王师威武，一直在打胜仗，越打越有钱。
国情报告的用词十分新颖，比如预算、决算、国民生产总值等等。
朝野上下的疑惑是如此之多，朝廷的新闻发言人不得不连续召开几次新闻发布会，向各大报社的记者们解答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