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氏海商集团是郑芝龙归附大明之后，在东方海域形成的一个官商勾结，亦商亦匪的贸易集团。
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极为合理的贸易系统。
在这套贸易系统之中包括了王商、官商和散商三种商人。当然，王商是郑成功时代的称呼，可以被视为郑家在商业上的经理人，直接为郑家的贸易服务的，这其中的代表就是在长崎与东方商社作对的郑泰。
王商用郑家的资本，郑家的船，做的买卖也一概归属郑家，而这个郑家，仅仅包括郑芝龙这一脉。类似郑彩、郑鸿逵并不算，他们也是郑氏海商集团的重要成员，但却属于官商这一级别。
王商拥有一套完整的贸易系统，称之为山海五商，又叫十行。
山五商包括金木水火土，总部设立在杭州地区，并且在江南乃至山东拥有贸易网络，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收购各地的货物，并且拥船只将其送到厦门去。
海路五商则包括仁义礼智信，设立于厦门，负责把大明各地买入的货物运送到东西两贩卖。
海五商五个字号，每个字号下属船只少则五六艘，多有十二艘。十行商人直接从郑家的公库之中领取资金，采办货物或者贩货出海，贸易完成之后，以货物或者本息的形式交还资金，这些商人经手的郑家资金规模很大，少的几万两，多的几十万两。
温百陵就是郑家的王商之一，而且是其中关键的人物，因为在杭州的深厚背景，让其在浙江的采购业务非常稳定，因此每次交易之后，只需要付出利息和货物，不用归还本金，而且温百陵还可以得到利息上的最高优惠，月利益只有1.3%。
要知道，明末民间借贷的月利息达到了2.7%，而在海外向荷兰人借贷，月利息惯例是3%以上。
类似温百陵这样的山五商的王商还就罢了，郑家的主要利润是来自于海五商，郑家出资贩洋，王商借贷贸易，虽然当时从福建厦门去吕宋，顺风仅七天，去日本则需要十五天，但东方水域的贸易，依赖的是信风，再加上抵达目的地货物销售处理也需要时间，因此出洋贸易，最少也需要三个月的周期，而平均则是七个月左右。
哪怕是温百陵这样的拥有利息优惠的人，也相当于把近百分之十的利润交给郑家，若是没有优惠的，可以上缴到百分之二十。
而在那个时候，东西两洋贸易利润在60%-150%之间，更重要的是，哪怕是王商，也要购买行水令旗，
郑氏海商集团的行水令旗源于当年月港的饷税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每艘船按照船只大小收钱，最大的可以达到两千一百两，最小的也需要五百两。
除了王商之外，另外一群参与海洋贸易的就是官商，这批商人在经营方式上与王商一样，区别只是，其背后的资本来源不是郑家，而是郑氏海商集团的其他成员，郑彩、郑鸿逵、施福等一干郑家的高层都有参与，区别只是多寡而已。
王商和官商都可以称之为特权商人，与之相对应便是散商。
这些散商没有大明朝廷或者郑氏海商集团的背景，是自由商人，他们人数很多，而且资本微薄，在大部分时候，散商的资本只有一二百两，有记载的一个最穷的散商，来自四川的王贵，跑了一趟长崎贸易，就赚了十二两银子。
散商们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船，他们没有自己的船，实力比较强的散商会一起造船，贩卖货物，甚至把多余的舱位出租出去，海述祖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大部分散商因为实力弱，会合租别人的船，或者索性租船上的舱位。
因此，一艘船上往往有几十个散商，因为没有船，散商们就无需购买行水令旗，但需要支付租赁舱位的费用。对他们来说，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商船，是能否做到买卖的重要因素。
这艘船要购买了行水令旗，且拥有贸易经验，才会成为首选。显然最好的船就是王商和官商的船。
有些实力比较强，或者合作时间比较长的散商，也可以从郑家借到贷款，甚至可以一跃成为官商。
显然，当时大明所有参与对外贸易的人，都或多或少与郑家打交道，他们或者是郑氏海商集团的一员，或者受其影响。这便是郑芝龙被称之为闽海王的原因所在。
也就是为什么郑彩会把手里的账本开出六十万两的价码，李肇基认为其价值百万两的原因。
账本上的所有人，不论特权商人还是散商，都欠郑家的钱，只要这些人还想投身于利润巨大的海洋贸易之中，就要把这笔本金交给郑氏海商集团的继承者，也就是李肇基的东方商社。
李肇基是通过何斌等人了解到了郑氏海商集团的这些贸易机制，并且深深的佩服郑芝龙这个家伙在赚钱上的优秀天赋。他完全就是在做无本的买卖，然后赚取了最极致的利润。
行水令旗就是坐地收税，而出资贩洋更是一种创造性的办法。
无论是特权商人还是那些有资格向郑家借贷的散商，其并非完全只和郑家合作，就以温百陵为例，他与郑家的买卖只是占据了家族贸易的一部分，其只负责在浙江为郑家收购生丝和生丝制品，而这些也只是其丝织品贸易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