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分裂的烟雾，终于无可遏制地弥漫开来。
大一统的秦帝国十五年而亡，既无修史遗存，亦无原典史料现世。项羽的屠戮劫掠与焚烧，使大咸阳化作了废墟，集战国之世全部典籍法令与文明书证的丰厚无比的帝国文档库存，悉数付之罪恶火焰。从此，这个伟大的帝国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绝大部分书证、物证与人证，沦入了面对种种口诛笔伐而无以澄清的境地。就实说，后世对秦帝国的评判依据，相对直接的文本资料大体只有四种：其一是后来抢救再现的先秦典籍与诸子著作；其二是帝国遗留于山川河海的部分勒石碑文与残存物证；其三是司马迁的史记中所记载的经过作者“甄别”的史实；其四是西汉初期帝国遗民的部分亲历言论纪录。当然，若天意终有一目可使始皇陵地宫藏品再现于世，我们为这个伟大帝国辩护的直接证据，完全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此之前，我们的澄清依然分外的艰难。
然则，我们的努力不能停止。
历史，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所谓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意识，大体是四个层面：其一是历代政权对原生文明的实际继承原则；其二是见诸正史的官方意识对历代文明演进的价值评判；其三是历代史家学者及学派的历史论说；其四是见诸文学艺术与民间传说的普遍认知。而我们所谓的历史意识分裂的烟雾，当然也指同时体现于这四个方面的种种变形。
从此四方面说，自西汉之后，秦帝国及其所处的原生文明时代，在理念上被大大扭曲变形，且表现为一个愈演愈烈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两千余年来，我们对自己的原生文明时代的总体评判，始终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割裂状态：一方面，在建政原则上，对一统秦帝国的文明框架原封继承，并全力维护；另一方面，在理念认定上，对秦帝国与春秋战国的文明功绩又极力否定，极力攻讦。这是一个奇特而巨大的矛盾。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哪个创造了独立文明的民族，在后来的发展中极力贬低本民族原生文明的先例，更没有实际继承而理念否定的荒诞割裂先例。唯有我们，承受了先人的丰厚遗产，还要骂先人不是东西。此等咄咄怪事，发生于我们这个自认深有感恩传统的古老民族身上，岂非不可思议哉
一片博大辽阔的文明沃土呈现出来，耕耘者的尸体横陈在田间。后来者毫不迟疑地宣布了沃土继承权，却又困惑于曾经包括自己在内的一群人杀死了耕耘者不好交代。于是，一面谨慎地审视着这片沃土，一面小心地探询着其余人对农夫之死的说法。终于，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耕耘着，开始探究起来，渐渐争论起来，又渐渐吵成了一团，终于将耕耘者的死与被开垦的沃土连成了一体，无休止地吵吵起来。有人说，这片土地邪恶，导致了农夫的突然死亡，与群殴无关。有人说，农夫愚蠢不知歇息，才有突然死亡。有人说，农夫耕耘有误，给这片土地留下了祸根。有人说，农夫根本不该开垦这片土地。有人说，农夫用力太猛死得活该。一代代争吵延续下来，人们终于一致认定：这是一个坏农夫，原本该死，不需争论。有浑不知事的孩童突然一问：“农夫坏，开出来的土地也坏么”人们惊愕良久，又齐声回答：“土地是我们的了，自然不坏”于是人们力乏，从此不屑提起这个死去了的坏农夫，索性简化为见了农夫尸体只啐得一口，骂得一声了事。偶有同情者，遥望农夫尸体叹息了一声，立即便会招来人众侧目千夫所指
一则古老的寓言，一幅历史的大相。
大伪欺史，文明何堪
东汉伊始，“暴秦”说终于成为官方正式立场。
西汉末期，基于对秦政的普遍指控，对夏商周三代的“王制”文明一时滋生出一种向往思潮。在这一思潮的弥漫中，一股信奉儒家文明价值观的社会势力崛起了。在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的同时，这股势力力图重新复辟周制，再现那个“宪章文武，礼治王化”的远古田园诗时代。这便是号为“新始”的王莽集团，在近二十年的岁月里全面复辟周制的荒诞时期。历史的演进是残酷的：王莽集团竭尽全力改制复古，非但没有使天下趋于王道昌盛，反倒引发了大饥荒大混乱大动荡，华夏大地再次沦入了较秦末大劫难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社会大倒退，西汉二百余年累积的文明成果，悉数付之东流绿林赤眉农民军遭遇的大饥饿大杀戮，其酷烈远远过于因不堪徭役而举事的陈胜吴广农民集团。
历史的教训是冰冷的。随后立定根基的东汉政权，不再做任何复古梦，很现实地回到了忠实效法西汉而秉承秦制的道路上，在实际施政中再度肯定了秦文明的价值，断然摒弃了复古道路。秦末至西汉末的两百多年间，历经项羽王莽两次大复辟，既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也对整个社会历史意识产生了巨大的震慑。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尝试复辟“三代王制”的政治狂人再也没有出现，即或偶有政治幻想症者，也只能自家嘟哝几句而已。这一基本事实足以说明：华夏族群的历史意识已经实实在在地认定了秦文明的真实价值，在实际中永远地奉行不悖了。
历史的荒诞，也正在这样的时期定型了。
东汉王朝在实际奉行秦文明的同时，官方意识却更为明确地指控秦文明，更为高调地颂扬三代王制，从而弥漫出一股浓郁的弦外之音：三代王制本身仍然是值得推崇的，只是王莽的复辟还不够水准而已。再次确立这种实际建政法则与意识形态价值原则的荒诞割裂，是“暴秦”说弥漫为历史烟雾的根基所在。
汉书食货志与汉书刑法志，是东汉官方对历代文明框架制的总体看法。在这两篇概括叙述并评判历代体制的文献中，完全可以看出“暴秦”说的新面目。这两篇文献对华夏文明进程的总体评判是：以井田制为轴心的夏商周三代“王制”文明，是最高的理想社会状态；自春秋战国至秦帝国，则是最为不堪的沦落时代；西汉之世，始入承平昌盛。基于此等价值标准，这两篇文献的定式是：开首皆以大段篇幅描绘三代“王制”的田园诗画面，紧接着语气一转，便开始严厉指控春秋战国秦的种种不堪与暴虐，之后再叙述西汉的承平国策。
唯其具有代表意义，我将其对春秋战国秦的指控摘引如下：
汉书食货志云：
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春秋讥焉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
汉书刑法志云：
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东汉官方认定“暴秦说”之外，学人官员的个人评判，也循此基准多有呈现。但是，这一时代的文明史视野已经大为弱化，官员学者个人即或有局部肯定秦政的论说，也是星星点点不成气候。诸如东汉之桓谭、王充，皆有局部肯定秦政之文章，然已成为极其微弱的声音了。
东汉之后，华夏再度陷入了分裂割据状态。三国时代的剧烈竟争，颇有小战国气象。基于竞争本身的需要，这一时代对历史的重新认知，有了新的可能。由于三国志乃晋人陈寿撰写，且没有总括叙述某领域历史演进的诸志专类，是故，无法评判三国及西晋的官方历史意识。然则，从这一时期各方实际奉行的政策体制，以及著名君主与政治家的历史评判言论，仍然可见其对秦文明的总体评判。这种评判，较之东汉松动了许多。曹操被三国志评曰：“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超世之杰矣”而曹操对秦皇汉武的肯定也是明确的，其置屯田令云：“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在三国大政治家中，唯有诸葛亮对秦政表现出继承东汉的荒诞割裂：实际奉行而理念否定。诸葛亮答法正书云：“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足见其忠实秉承东汉之传统也。